最先知道杜修贤这个名字，是通过《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事风云》这本书。
　　《红镜头》中有记载：杜修贤，是父母赐名；杜山，是周恩来赠名；杜秀咸，是江青送名。又听说，他跟随周恩来到过30多个国家，在毛泽东身边也有10年左右的时间。20世纪60年代，凡是出现在人们视线里的毛泽东、周恩来的新闻图片，大多出自杜修贤之手。
　　后来，在一次座谈会上，才真正见到杜修贤，人称“杜老爷子”。俨然一老者，头发已斑白，身体挺硬朗，1.80米的个头不减当年；蓄意留起的白胡子很显个性。他会不时地摸捉两下，欣然问人：“好看不好看?”问及他的年龄，大概是“77”这个数字，无论怎样颠倒，也不会是其他。而他却满脸坦诚地告诉别人：“去年我67岁。”许是“红墙”里待得太久之故，言语间少却了许多繁冗，简洁地直来直去，有点“不谙世故”。其实，面对他时，就是一句话不说，你也会从他众多的传世之作中知其一二。
　　1940年，杜修贤14岁。14岁以前的记忆，是一次他在与小鸡玩耍时不慎将其中一只踩死，母亲的几个巴掌，使他“口吃”一生。终于，他学会了愤怒和出走。
　　恍惚间，似看见陕北的黄土高坡上，一条蜿蜒曲折的小道上，奔走着一个少年。那正是离家远行的杜修贤。他带着他的年轻和山那边一定不是山的梦想，向南向南……那一夜，他走了80多里路，也走出了他的故乡——米脂县。
　　一日，在绥德县，他偶然间从几个穿灰色制服人的嘴里听说“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正在招收学员。杜修贤闻听又喜又忧：喜的是遇到了八路军，忧的是身上没有钱，又不识几个字，就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时，听到有人问：“小同志，你愿意在这里当勤务员吗?”虽然他不清楚勤务员是干什么的，但又怕机会溜走，于是不停地点头：“愿意。我什么都会做，留下我吧。”问话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年龄不大，面带微笑，和蔼可亲。正是他，给了杜修贤希望：自己可以留在学校里当勤务员了!
　　真正痴迷摄影，是在师从吴印咸之后，是在拥有了“蔡斯”相机之后。而走进中南海，来到周恩来身边，已是在他36岁那年。　　　1960年，杜修贤，还有侯波、孟庆彪、张彬等，分别负责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的摄影工作。那时，他已有了16年的摄影经历，显现出特有的“杜修贤风格”。
　　初春的一天，众人相聚在位于北京城北的“王府家庭农场”——杜修贤的新家里。这里周边屋宇错落，地阔庭美；院内辟地种些菜，红绿盎然；猫狗嬉戏，一派田园景象。真是生活的好去处。同时，这里也汇集了杜修贤77个年头的“绝代风华”：一排排装订在册的底片、照片悄然屹立，随手翻来，大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壮观。“红墙”里的风起云落在这一隅突然沉寂了许多，唯有墙壁上挂着的一幅幅照片，向人诉说着它的“昨日辉煌”。坐在书房的沙发上，仿佛置身于一个“领袖”辈出的年代。那些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时刻和运筹帷幄的伟大人物，一一与你擦肩而过，他们“谁主沉浮”的英雄气魄，让人感慨万千……
　　与周恩来的两次单独合影
　　在杜修贤的家里，有两张周恩来同他的合影。一张是在颐年堂前两人握手的照片。那天，毛泽东有外事活动，周恩来较其他领导同志早到了。杜修贤看见周恩来正在和几个记者握手、交谈，便抢先几步拍下了一组镜头。这时，周恩来看见了杜修贤，走过来同他握手。突然，周恩来转身对其他记者说：“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有人照相?”他面向一个记者挥挥手说：“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给照一下。”如今，这张照片一直挂在杜修贤的书屋里。另一张是杜修贤与周恩来并排坐在飞机座椅上的照片。
　　杜修贤记得，在他跟随周恩来的日子里，不论走到哪个国家，也不论什么时间，为了国内各大报纸能及时配发新闻图片，常常顾不上休息。一次，已是深夜两三点钟了，周恩来突然来到杜修贤的住处，看到他还在工作，便关切地问：“怎么还不睡呀?不困吗?”杜修贤拿出一小瓶白药片，回答说：“吃了这个就不瞌睡了。”周恩来看了一眼，摇摇头说：“你跟我一样。不要多吃，多吃了人会上瘾的……”
　　这样的殷切关怀，这样的美好时光，令杜修贤终生难忘。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7月1日，当他跟随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归来，刚下飞机，就被接送到了新华社大院，成为审查对象。罪名是“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特务、间谍”。之后，他被下放到车间当了一名定影工人。
　　杜修贤的厄运至此还没有完。1968年，杜修贤被“流放”到乌鲁木齐一个叫铁列克提的小镇。其间，周恩来多次问有关人员：“老杜有什么问题，你们批斗他?”“他没有问题，为什么不让他出来工作?”而远在边疆的杜修贤，在忍受痛苦的同时，同样也牵挂着周恩来。他相信周恩来一定会想办法帮助他摆脱困境。
　　1970年，周恩来要出访朝鲜，当看到出访人员的名单上没有杜修贤的名字时 ，就问秘书：“老杜呢?名单上怎么没有他?”至此，周恩来才知道杜修贤还在新疆。“叫他立即回来，这次出访的摄影记者还是定他。”于是，一封加急电报命杜修贤立即回京。
　　接到电报，杜修贤感到眼前出现了一线光明。然而，此时此刻，谁又能体会他心中那难言的无助和痛苦?1969年8月，苏联在我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流血事件，与他同去的几个记者和同行遭遇不测，魂魄永远地留在了那里。相比之下，他毕竟活着回到了北京，并成为自“文革”以来周恩来、邓颖超在西花厅后厅里会见的第一个客人，实乃不幸中之大幸。
　　在此之前，新华社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大厅举办了一次“我国领导人访问十四国新闻图片展览”，展览中的新闻图片大多是杜修贤拍摄的。乔冠华提议，新闻图片上可以写上摄影记者的名字，周恩来同意了。杜修贤得知后很高兴，笑称：“前所未有，来日也无多。”
　　在毛泽东遗体前一次不同寻常的拍照
有人问：“杜老爷子，‘红墙’里边有没有你最最刻骨铭心的?”杜修贤说，当然有。他说的这个“有”，指的是1976年9月9日毛泽东辞世。那时，他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组组长，负责为毛泽东拍摄照片。在这样一个最后时刻，杜修贤曾多次近距离地为“安祥”的毛泽东拍照，其中有些“镜头”，是他终生都不会忘记的。
　　9月10日晚上11点多钟，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的杜修贤，还在人民大会堂为布置悼念毛泽东吊唁活动的拍摄工作而忙碌。困了乏了，就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此刻，距离7天的吊唁活动开始还有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后，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运到这里。想到明天还要拍摄瞻仰毛泽东遗容的场景，他便准备在大厅的沙发里休息一会。朦胧间，耳边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老杜，你带上相机跟我走。”他睁眼一看，是汪东兴。当时，杜修贤身边没有带照相机，他便向其他同志借了一个照相机和3个胶卷，匆匆赶往汪东兴处。汪东兴问他：“你带了几个卷?”杜修贤回答说：“3个。”汪东兴说：“不够，多带一些胶卷。”杜修贤又去找别人借了几卷。随后，汪东兴对他说：“你和我一起去，坐我的车。”他们一起走出人民大会堂，杜修贤坐上了汪东兴的随车，跟在汪东兴的车后面。轿车快速地驶进中南海，但没有驶进游泳池，而是停在另外一处院子里。下车后杜修贤才知道，这里是毛泽东在中南海里的另一处住宅，与游泳池相邻。
　　杜修贤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除了沙发和茶几，没有别的。不一会，一位年轻的服务员给杜修贤端来一杯热茶。大约过了40分钟，杜修贤突然听见一声门响，随后几个人的脚步声传来。他看见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以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等人从里面的一个房间里走出来。华国锋一边走一边剔牙，看样子他们像是刚刚吃完饭。这时，他才意识到，此时已是9月1日凌晨了。姚文元走过来对他说：“老杜，我们打电话到处找你，还以为找不着你呢!你来了太好了，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他随即向身边工作人员交待：“你先带老杜去，我们一会就来。”杜修贤跟在这名工作人员后面，穿过走廊向北走。在一间北面房的门口，工作人员停了下来，对杜修贤说：“就这，你自己进去吧，我就不陪你进去了。”杜修贤应了一声，便一个人往房间里走去。一进门，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看见，毛泽东安详地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周围一片宁静。杜修贤想，这大概是要自己来为毛泽东拍摄最后的遗容了。因为他知道，一旦毛泽东的遗体被运到人民大会堂的灵堂里，就要立即放进无氧罩里。杜修贤轻轻地调好焦距，小心翼翼，生怕“吵醒”毛泽东。他把镜头对着毛泽东的遗体照了一张半身的，又照了一张全身的。正照着，他听见身后传来开门的声音，并听见姚文元在门口关照警卫员，要他们把门关好，不准其他人进来。杜修贤放下照相机，等待指示。这时，房间里已陆续进来了几个人，正是华国锋、江青、张春桥等人。他们围在一起，好像在商议什么。随后，8人排成一排，脸上很悲伤的神情，一个跟着一个围绕毛泽东的床缓缓行走了一圈。后来，他们排成一行，低头站立在毛泽东的遗体前。直到这时杜修贤才明白，他的“重要任务”就是给他们拍照——真是出人意料。看见江青、张春桥等人手挽着手站在毛泽东遗体前等待拍照，他又按动了几次快门。如果说杜修贤的责任是记录历史的话，那么这一刻的“窥见”却折磨着他。他想，叶剑英为什么没有来呢?虽然政治局委员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叶剑英副主席；如果说只是负责毛泽东医疗组的中央领导人向毛泽东遗体告别，姚文元、陈锡联又不是医疗组成员……
　　回到摄影部后，值班记者告诉他，说姚文元来过几次电话找他。联想起汪东兴为此事亲自找他，以及江青“你怎么就带来了一个闪光灯，还是平版光”的责备，杜修贤意识到，这次合影，他们8个人是计划好了的。
　　带着面罩，最后一次为毛泽东拍照
　　9月17日下午，中央警卫局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杜修贤，告诉他汪东兴让他马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去，汪本人正在那里等他。此时，毛泽东的吊唁活动已经结束。杜修贤叫上身边的一位年轻摄影记者同他一起去。一进门，杜修贤看见华国锋、王洪文、汪东兴都在里面。王洪文看见杜修贤进来，对他说：“毛主席的遗体要运走，我们准备在无氧罩子里拍些照片，作为资料，以后用来对照毛泽东遗体变化。”王洪文还告诉杜修贤，那里面没有空气，你要戴上氧气罩进去。你戴上面罩练习一下，看行不行?杜修贤说：“别人行我也行，就不试了。”一位工作人员过来告诉杜修贤氧气装备怎么用。教他说，感觉呼吸不畅、憋气时，就用手拍拍装氧气的瓶子。望着这个陌生的东西，杜修贤一时无措，心里有些紧张。回头寻找那个一起来的年轻摄影记者，已不见了踪影。这时又有人告诉他，不要紧，有一名护士和你一起进去。杜修贤拿起照像器材，戴好氧气罩，和一名女护士一起往里走。当听见第一道门在身后关闭时，杜修贤身旁的那个女护士随即倒下，紧张得晕过去了。进去以后会是个什么情景，杜修贤也不知道，但他想，自己常为毛泽东拍照，虽然不能说是朝夕相处，也是耳熟面详。杜修贤在心里问自己，到底怕什么呢?事后想想，其实是对一个没有空气的房间的恐惧。
　　当推开第二道门时，杜修贤再次见到了毛泽东。此刻，毛泽东安详地躺在那里，像是睡得很沉。杜修贤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给毛泽东拍照了，泪水禁不住盈满眼眶。加上氧气罩里的雾气，他的眼前一片模糊。情急之下，杜修贤一只手拿起照相机，凭感觉把镜头对准毛泽东的遗容，快速地从不同角度多次按动了快门，另一只手则不停地拍打氧气瓶子。当杜修贤完成拍照任务走出第一道门时，华国锋上前握住他的手说：“老杜，谢谢你。”王洪文说了一句：“真怕把你也干在里头了。”杜修贤想，王洪文说的这个“干”，可能是担心他因为缺氧会出现什么意外吧。
　　众人无语，沉浸在杜修贤的往事中……
　　杜修贤指着对面书柜上的两只咖啡色皮箱子，还未开口，就听有人问：是用这套器材为毛泽东拍照的?杜修贤说，不是。这两只箱子啊，我跟周总理走了多少地方，它们就跟着我去了多少地方。只要总理出访，我拿起它就走。就罢，他眼睛凝视着那两只箱子，久久没有移开。那里边有太多的周恩来的音容笑貌。一句“总理喜欢我”，流露出他对总理发自肺腑的怀念之情。他喃喃地说：“总理是好人哪!”有人问：“怎么讲?”杜修贤说：“总理让我给他办过许多事情。”“都是些什么事情呢?”杜修贤只说了一句：“该我办的，不该我办的，他都让我去办。”
　　众人默然。那些事情里边，其实堆积的是周恩来对他的信任。我说，你的一生挺辉煌的。他笑了，笑得像个孩子，很满足。
　　杜修贤当年曾说，他离休后要做3件事：写书、出画册、办影展。那天，他一并把这3件事摆在了我们面前。他说，我都做到了。
　　如今，杜修贤身边有一个照顾他生活起居的阿姨。他平时弄弄地，种种菜，养养花，还不时与亲朋好友结伴出游几日，倒也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