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992年，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十二大设置到十四大撤销的十年存续时期。中顾委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干部系统吐故纳新、新老交替而创造的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形式，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缩影，从其十年途程中可以看出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制度建设前行的脚步……　　
　　搞四个现代化靠老干部坐在办公室画圈圈不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建国以来因历次运动遭受迫害的干部纷纷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由于从反右运动到“文革”结束持续了20年，原来的年轻人早已进入中年，中年人也变成了老年人。面对着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繁重使命，一方面，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因无位子，年轻干部又上不来。如果让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一下子退下来，老干部本人思想上不大容易接受，而且在客观上也会出现一个干部断档的问题——老干部是国家政权的主心骨，一时少不了他们，处理太急了行不通。因此，需要采取一个过渡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日益突出的矛盾。
　　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新老交替的关键是要解决老同志占着位子的问题，而相当多的老干部又不愿交班。由于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普遍地、长期地存在着一种只能上不能下，只能进不能出，只能升不能降，只能留不能去，只能干不能退的倾向，要从庙里请出老菩萨谈何容易!这方面的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被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看到了，只不过那时刚从战场走出来的领导人年龄不是很大，没有现在这么突出。
　　邓小平提出设顾问最早是从军队开始的。1975年7月14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在军队设顾问组的问题。他指出：“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顾问组的组长，不参加党委，可以列席党委会，好同顾问组通气。其他待遇不变，但是配汽车、秘书要变一变。”“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设了顾问，究竟会有什么问题，等搞年把子再来总结经验。”当时，邓小平提的顾问制度并未完全行得通，虽然道理大家都明白，但却没人愿意当顾问。后来，由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设顾问的事情便被搁置。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出来工作后，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后就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邓小平感到，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和方针的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要有人干，谁来干?靠老干部坐在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一次，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道：“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60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8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8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邓小平接着说：“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并且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多起来了。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邓小平清醒地看到顾问制度只是一个出路，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顾问的头衔，不单是起安慰作用，还有“传、帮、带”的责任
　　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1981年7月2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帷幕刚落下没几天，邓小平便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设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想出两个办法：一是“劝退”。他用国家前途和四化大义苦口婆心地劝说老干部自觉让位。同时，邓小平考虑到老干部不愿交班无非是怕丢了在位时的种种好处，于是，规定退职后仍然享受在职时一样的待遇，未到年龄而离休，还有优惠。这种以优待换权力的办法固然要增加国家的负担，但是让老人、病人让出位子给年轻人，还是很划得来的。二是设立中顾委。邓小平有意识地采用这种史无前例的办法，目的是为了平稳过渡。顾问不任现职，这样就可以把位子让给忠于四化的年轻人。
　　顾问又是一种职务，而且它的级别不低于同级党委成员，让老同志把自己的椅子移到这种地方，工作比较好做。然而，顾问的头衔不单是起安慰作用，还有“传、帮、带”的责任。邓小平的这一层谋虑用意很深。因为当时的中国领导班子不仅存在老化问题，还存在断层问题。“文革”影响了一代人，在这种情况下，老的一下子丢开不管也不行，必须在离开前选好接班人，并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上加以扶植。接班人在一线顶事，老同志则利用他们的经验在二线上做参谋，必要时指导指导，发现选的不当就换人。到时年轻人成熟了，老同志放心了，顾问制自动取消，终身制到此为止，过渡到常规退休制，新老交替顺利完成。
　　但当时有部分老干部对此不理解，认为老干部刚恢复工作又要离休，屁股还没有坐热，中央对老干部不公正。还有一些人认为，三四十岁的人是“文革”经历者，他们没学到什么好东西，提拔干部也没他们的份儿，干脆一个也不提拔。看来，邓小平还得做一些劝说工作。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定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谈到“老干部在上面，中青年干部上不来”的问题时转述了聂荣臻的一句话：聂荣臻提出，步子要稳妥。我赞成。他有一个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他还说，干部年轻化，台阶可以上快一点，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这些人交不了账。如果再拖五年，怎么办?
　　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
　　1982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即将向中共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时，邓小平指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这次的党章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那时，我们在座的有几个还在?要是两届的话，现在60岁的就是70岁，70岁的就是80岁，80岁的就是90岁，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
　　8月6日，距党的十二大召开还有20多天的时候，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修改后的新党章草案。全会还对刘伯承、蔡畅因年高久病，要求不再继续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专门发了致敬信。胡耀邦在大会闭幕时透露，将有相当一部分德高望重、年高体弱的老同志退出来，转到中央顾问委员会，担负起支持、帮助新中央委员会的重任。
　　1982年9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新党章的第三章第二十二条里明确了中顾委的组成原则和职能作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必须具有四十年以上的党龄，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中央顾问委员会每届任期和中央委员会相同。它的常务委员会和主任、副主任，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报中央委员会批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中央政治局认为必要的时候，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
　　这一期间，85岁的杨秀峰和76岁的王德分别致信胡耀邦，要求中央不要再将他们列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按制度坚决离休。1982年9月9日，党的十二大主席团致信杨秀峰、王德等老同志，同意他们的请求，并对他们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党的十二大选举产生了172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由主任、副主任及其他常委王平、王首道、伍修权、刘澜涛、江华、李井泉、肖克、肖劲光、何长工、宋时轮、陆定一、陈锡联、段君毅、耿飚、姬鹏飞、黄火青、粟裕、程子华、傅钟组成领导机构。
　　会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实际成立的，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老同志退出一线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可以设想，我们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真正起到党章规定的“助手和参谋”的作用。而不是去发号施令……
　　为了避免出现老同志对一线同志干涉过多的现象，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对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原则、工作方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1982年9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谈到中央顾问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怎样做、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明确指出：今后中顾委工作，首先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我们的牌子大、牌子硬。一个是四十年以上的党龄，一个是老上司。我们的态度正确，对于推动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的工作，很有好处。但是，如果我们搞不好，也会妨碍他们的工作。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真正起到党章规定的“助手和参谋”的作用。要注意起“传、帮、带”的作用，而不是去发号施令。其次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一定要联系群众。他要求除了身体不好的同志外，凡是还能做点工作的，是不是联系一个或者几个基层单位，深入地了解情况，这就可以对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同时，他还要求中顾委的委员经常把国家的建设情况和对外政策，党在各个时期采取的方针、政策和要解决的问题，及时地给群众讲讲。可以讲现在的问题，也可以讲历史。作报告本身就是“传、帮、带”。第三，我们还可以起个作用，就是以身作则，搞精神文明。他说：精神文明关键的问题就是以身作则。我们老同志下去，不管是什么身份，讲话是很有分量的，所以讲话要注意慎重。总之，在工作方式上，一定不要发号施令。邓小平这个讲话，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根据中共十二大党章的规定和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在薄一波副主任的主持下，中顾委制定出《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在《暂行规定》中，从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了中顾委的工作方针是“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将在京的100多名委员编为6个支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改编为7个小组)，统一学习，统一过组织生活。但委员的生活、供给关系一律不变，由原所在单位负责。另外，在内部相应地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制度。如：(1)学习制度。原则上每两周过一次组织生活，或学习文件，或交流思想和心得，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住在京外地区的委员，分别编成华东、中南、东北华北、西南西北4个组，每年集中学习一次，平时参加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的学习。(2)请示汇报制度。委员在学习讨论中反映的重要情况，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都编成简报，及时向中央反映。对讨论中涉及的重大问题，专题向中央报告。(3)报告会制度。根据形势的需要，不定期地组织报告会，请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重要负责同志来作报告，使大家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准备采取的措施和对策。(4)调查研究制度。除了身体不好的以外，委员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可以到自己过去长期工作的系统和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也可以选择一两个基层单位进行蹲点调查。委员们的调查报告，由中顾委办公厅刊登于内部刊物《通讯》上，印送中央和有关部门参阅。中顾委成立时，由荣高棠任秘书长，副秘书长设若干人，协助秘书长工作，工作机构20多人。
　　薄一波总结出“六要六不要”；陈云讲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
　　1986年上半年，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党的顾问委员会陆续向中顾委反映，希望中顾委能出面召开一个会，建立一些必要的联系，以便沟通情况，交流工作经验，进一步做好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的顾问委员会的工作。
　　据宋任穷回忆,起初，薄一波同他研究怎么办时，考虑到中央顾问委员会同各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的顾问委员会组织上没有隶属关系，认为这个会不开为好。后来，考虑到邓小平关于中顾委工作的原则与方法，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同样适用。再者，听听各地几年的情况和经验，对改进中顾委的工作也有好处。因此，报请中央批准后，于1986年10月30日召开了有各省、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西藏、贵州没有设顾问委员会)主任参加的工作交流会，加上广州等6市的顾问委员会主任共58人。
　　会议由王震主持。薄一波围绕怎样进一步做好顾问委员会工作讲了话：“退居二线、三线的老干部应该怎样做工作呢?1983年，我曾经在黑龙江省顾委讲过三句话：第一句叫做‘宜少不宜多’，第二句叫做‘宜虚不宜实’，再一句是‘宜粗不宜细’。总之一句话，就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现在经过实践，我还想作一些补充，总结了几条，叫做‘六要六不要’。”
　　薄一波具体讲的“六要”是：一要支持新的领导班子的工作；二要关心下一代，包括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三要公正严明，说公道话，办公道事；四要拾遗补缺；五要学习；六要做表率，特别要做维护党的团结的表率。“六不要”是：第一，不要干扰新班子的工作，特别是在人事安排问题上不要干预；第二，不要违反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不要经商做买卖；第三，不要向组织上提过分的要求；第四，不要介入无原则的纠纷；第五，不要当未经中央或省委批准的全国性或全省性组织的名誉会长、董事长之类的职务；第六，不要发牢骚。
　　薄一波重点谈了老干部要在“拾遗补缺”上多动脑筋，在工作上不要同一线的同志发生冲突，这样才能体现成立中顾委的目的。另外，各级党组织也应该多关心一下老同志，薄一波说:“可不可以说，这也是新上来的同志的一份责任?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是有好处的。一些重要的会议让他们参加一下，必读的文件及时送给他们看一看，红白喜事让他们多出出面等等，这些都不难做到。”
　　顾问委员会重点在“虚”上做文章，但不是不起作用。如一些顾问委员，年龄、身体都还可以，总想多为国家做点事，这种事业心和责任感，邓小平也有所体察。他在这一时期不同会上多次讲到：“我们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能使一切确实还能为党做工作的同志不工作。”这样，有少部分顾问委员还担负着一些实际工作，这在当时是必要的，这也是邓小平求得政局稳定的一种方式。另外一个问题是，邓小平讲顾问委员会的工作以“虚”为主，但还要起作用，这就涉及工作做多少的问题。陈云在一次有关中顾委会议上说了一句话，就是“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虽然这句话是就工作和健康的关系而讲，但其中哲理很耐人寻味。工作多少为“虚”，如何适度，有人建议定个条例，划个界限，来帮助解决这个困难。这个报告送到宋任穷处，他批示道：这个条例恐怕很难定，定了也未必能有多少帮助。工作的多或少，固然要注意，究竟做一些什么事情，也很重要。我的意思，对人、财、物这一类敏感的问题，尽量不要介入。我认为这就差不多。
　　从现有资料和宋任穷等一些老同志的回忆看，中央、地方的顾问委员与一线工作的同志总体关系处理得不错，老同志都能把工作做得恰到好处。但问题也不是没有，也有两个“生怕”现象：一是新班子生怕对老同志尊重不够；二是老同志生怕对新班子支持不够。也有出现矛盾的，特别是省一级顾问委员，有的老同志逢会必讲，每讲必长，甚至行使否决权，同一线工作的同志产生了冲突。有一些问题最后都反映到了中央，到了由中央定夺的程度。这不是普遍现象，只是个别的，但也引起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中共十三大前夕，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
　　1985年6月25日，王震、宋任穷联名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我们是七十六七岁的人了，虽然雄心犹在，毕竟精力不如从前了。现在成千上万的年轻干部，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正在迅速成长。唐代杜甫有两句诗“古来有老马，不必取长途”，我们年已过限，且身体不好。党章第三十七条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我们恳切请示中央，在9月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上批准我们不再担任中委，以腾出位子，让适合的年轻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中央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在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王震、宋任穷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9月24日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王震、宋任穷、李一氓、李德生、黄镇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王震、宋任穷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并经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批准。经过这次会议的增选和调整，以及有些人已经逝世，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常委进行了调整。主任：邓小平；副主任：王震、薄一波(常务)、许世友、宋任穷；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王平、王震、王首道、邓小平、伍修权、刘澜涛、江华、许世友、李一氓、李德生、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陆定一、陈锡联、段君毅、耿飚、姬鹏飞、黄镇、黄火青、程子华、薄一波。中顾委由薄一波主持工作，宋任穷协助薄一波工作。薄一波外出或身体有病时，由宋任穷主持工作，事后向薄一波报告工作情况。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对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全退”的要求，尤其是对邓小平“全退”的要求，中央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特别是老同志。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由于中央领导层的变动，中共十三大上通过党章中的第二十二条第二段“中央顾问委员会每届任期和中央委员会相同。它的常务委员会和主任、副主任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报中央委员会批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改为“中央顾问委员会每届任期和中央委员会相同。它的常务委员会和主任、副主任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报中央委员会批准”。这样就解决了已经不担任中央常委的陈云接替邓小平担任中顾委主任的党章依据，党的十三大选举产生中顾委委员200名。在十三大闭幕后的第一天，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了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顾委领导机构，并报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宋任穷；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王平、王首道、刘澜涛、江华、陈云、李一氓、李德生、杨得志、肖克、余秋里、宋任穷、宋时轮、张劲夫、张爱萍、陆定一、胡乔木、段君毅、耿飚、姬鹏飞、黄华、黄镇、康世恩、程子华、薄一波。秘书长由李力安接任。
　　邓小平：“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
　　邓小平提出的设立顾问委员会制度连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际上都是为干部的新老交替和培养新人铺平道路。为什么顾问委员会存在的时间不能太长?就是担心中顾委这个机构弄得不好会成为凌驾于中央委员会之上的机构，如果长时间持续，容易出现体制上的后遗症；再就是国内和国际上对顾问委员会这种组织形式以及其参与重大政治活动存有不同议论，有些议论属别有用心，但有些议论也不无道理，值得认真对待。
　　1989年9月，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作政治交待时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邓小平的这段话强调了顾问委员会只是为建立退休制度而采取的过渡性措施，下次党代会不需再设立了，要纳入正常的退休制度。
　　在邓小平认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工作，并逐步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时，他再次向中央提出辞去最后一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要求实现“全退”。在邓小平的带动下，其他老同志也有相应表现。从宋任穷的回忆大致能看出这些老同志共同的心态：“1991年上半年，陈丕显同志在上海看望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要陈丕显同志回北京后向薄一波同志和我转达他的意见。陈云同志说：‘我十四大以后不再干了，我考虑了，决定了。至于一波、任穷同志干不干，中顾委以后设立不设立，请他们研究。’听了陈云同志的意见后，薄一波同志和我一起进行了商量。我们一致意见是：我们两人都要退，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并向陈云同志作了报告。陈云同志听后表示很高兴。不久，薄一波同志和我的意见也得到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的一致赞同。后来，在准备起草中顾委向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也写进了上述意见。”
　　从1982年到1992年，党的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取得如期进展。同时，中央顾问委员会历时两届，委员们大都年事已高，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其使命已完成。据此，在党的十四大召开之际，中顾委全体委员在讨论中顾委报告稿时，委员们从关心党的前途出发，对是否撤销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些委员认为应当撤销了，也有些委员想不通，认为还可以保留一段时间。会上，薄一波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肯定，不论持哪一种意见，都是从关心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充分显示了老同志们对党的一片丹心。同时，他系统地阐述了提出撤销中顾委的意见的酝酿过程，认为从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过渡到退休制、撤销中顾委的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委员们的热烈讨论和反复研究，最后大家一致赞同中顾委常委会的意见，建议十四大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党的十四大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认为：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10年来，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大会高度赞扬老同志为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和合作，保证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后继有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大会经充分讨论，决定不再设立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各省、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