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通今，1914年10月出生在福建长汀县涂坊镇的一户贫农家庭。因为家贫，他在同族祖宗“裔资谷”的资助下才读完了私塾高小。此后，便成了放牛娃。1929年12月，毛泽东和朱德在涂坊镇召开6000余人的军民大会，号召大家“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从此，这位放牛娃便成了手拿梭镖的少年赤卫队队员。1932年春，闽西苏区扩大红军，涂通今报名参军，成了福建军区后方医院的一名看护。
　　入院第二天，院长罗化成想摸摸大伙的文化基础和思想水平，出了道考题让大家解答：“为什么要当看护”？涂通今想起医院门口贴着的那副对联，上联是“为救治前方归来的英勇将士”，下联为“为培养无产阶级的医务人才”，这不正合题意？于是，他一字未易地将此联写在了答卷上，没想到竟成了头名“状元”。原来，他所引用的这副对联，是罗化成院长根据毛泽东和朱德来院调查研究后所作的指示精神写成的，言简意赅，切中要害，故而成了红军医院的办院方针和看护学员的奋斗目标。
　　这次考试之后，医院将30名看护编为3个班，一边工作，一边进行8个月的专业培训。结果，无论专业理论和临床技术课，涂通今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当年10月，涂通今由医院选派，成了江西兴国县境内的茶岭红军卫生学校的第二期学员。入学半年后，他加入了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7月，第二期学员毕业，涂通今被分配到红三师第八团卫生队任军医，后任红九军团卫生所所长、中央教导师医务主任等职。在此期间，他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严峻考验。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涂通今曾在陕甘宁边区3所医院担任过医务科长。任职期间，他看到从外国来的国际友人和由沦陷区来的专业人才文化水平和业务技能都比自己高，觉得自己落后了，就向上级领导说：“大老粗不是红军的光荣！雪山草地过得去，文化山怎就过不去？我要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号召。”于是，他于1938年底成了八路军卫生学校“特训班”第一期的一名学员。
　　1940年的一天下午，毛泽东专门给卫生学校师生做了一场报告。他说：“你们这个卫生学校在党的领导下，并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援，从江西中央苏区的‘卫生小学’，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锻炼，现在已经成长为‘卫生中学’了。只要好好为群众服务，将来是会发展成为‘卫生大学’的。”
　　就在毛泽东讲话后的同年9月，这所学校正式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涂通今是这所学校第二期和第十五期学员。
　　当第十四期学员即将毕业时，毛泽东派人送来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题词，引起全校师生热烈欢腾。从此，这一题词成了我国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奋斗方向。
　　涂通今在中国医科大学深造了4 年。这次学习内容与在红军卫校时有很大区别。前次是实用性教育，这次则是系统性的医学教育，包括一般性的文化基础和临床医学等20多门课程。每门功课的重点都成了他的难点，尤其是医学预科的数、理、化和生物课程。因为他没有读过中学，学起来特别吃力。他几乎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攻下了一个个难关。
　　1942年，涂通今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当了3年主治医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后又长期从事卫生工作实践。这为他出国深造打下了扎实的医学基础。
　　桂冠之奇：新长征路上，他获得了“红军博士”和“开国将军”双重称号
　　1951年8月，涂通今任中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兼南昌华中医学院院长。
　　不久，党中央决定派200人去苏联留学，其中，钱信忠、涂通今、潘世征都是红军干部。出国集训期间，钱信忠被推举为留苏生党总支书记，涂通今为党总支委员，潘世征为30名医学生的党支部书记。
　　由华中医学院院长到留苏学生，这是涂通今人生之路上的又一跨越。
　　按照国家的分配，涂通今的主攻目标是神经外科。这门学科正是苏联的一大强项，它源自神经外科权威布尔登科。
　　涂通今来到布尔登科神经外科研究所的第三天便上了手术台，成了研究所所长叶果洛夫教授做脑垂体腺瘤切除术的第二助手。此后，他在接二连三的颅中窝和颅后窝的手术中由第二助手升为第一助手。由于他的外科手术基本功好，操作细致，缝合平整，很快成了研究所引人注目的一名中国留学生。第三学年上半学期，他通过了包括俄文在内的全部考试，全部功课均取得了优异成绩。这就为下一步开展神经外科基础理论研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选择论文题目时，他的导师建议他做“小脑脑电图探索”方面的问题。涂通今认为，这仅是一个尚未用于临床的探索性问题，而祖国和人民交给他的任务是学习苏联先进的神经外科经验，以便归国后学以致用。他的想法得到了所长叶果洛夫的支持和帮助，于是改成了“三叉神经节肿瘤的诊断和外科治疗”的研究。所长对他说：“这个题目涉及颅中窝、 颅后窝及脑底中线的许多重要功能结构，涉及手术方法也多，是神经外科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课题。通过完成这个功课，你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神经外科医师。”此后，该所遇有三叉神经及有关肿瘤病人皆归涂通今接受。手术中，他既当助手，也为主刀。这些临床实践，为他的毕业论文增加了感性认识。
　　通过一番理论上的升华，他于1954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三叉神经节肿瘤的诊断》和《关于三叉神经节的血管分布》，再次引起了同行们的注意。他制作的“三叉神经节的血管分布标本”，一直陈列在布尔登科研究所的解剖研究室里。
　　1955年7月，涂通今的毕业论文获得了苏联医学科学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并顺利获得神经外科医学副博士学位。与此同时，钱信忠和攻克普通外科的潘世征也获得了副博士学位。当苏联人民得知这3位副博士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老战士时，无不为之赞叹。媒体评论说：“钱信忠、涂通今、潘世征走上博士之路，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在向科学文化进军中经历了又一个二万五千里的新长征。”
　　3位红军老战士戴上“红军博士”桂冠后，立即按照总参谋长粟裕的命令穿上军装，到列宁格勒军事医学科学院进修学习半年，于　　1956年3月学成回国。
　　以上3位“红军博士”，在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期间均被授予少将军衔。
　　贡献之奇：既是桃李满天下的导师，又是中华神经外科的一代宗师
　　涂通今从苏联回国之后，被分配到位于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任副校长，分管教学和科研工作，1964年升任校长。前后算来，他在四医大从教20个寒暑，为我军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优秀医务人才。当他80寿辰时，人们十分荣幸地看到了他那弟子队伍中的一群英杰：总后卫生部部长陆增琪中将，全军四个军医大学的校长，以及六大军区的卫生部部长等。因此，人们称赞他是“桃李布三军”的导师。
　　根据总后勤部常委的指示精神，涂通今出任四医大领导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在其附属医院组建我军第一个神经外科，使之成为全军神经外科的训练中心。
　　神经外科，用大众语言来表述，就是在头颅上做手术的学科。这是世界上新兴的一门学科。在我国，解放前只有少数专家做了些开拓性的工作。就我军而言，则是一大空白。由于这一空白的存在，一些本可挽救的颅脑受损的伤员失去了生命，还有一些颅脑疾病患者因得不到医治而酿成了悲剧。对于这些爱莫能助的缺憾，涂通今体会得特别深刻。所以，他在留苏期间学习特别刻苦。如今让他亲手组建神经外科，开展这一学科的科学研究，他觉得，这正是报效祖国的极好时机。所以，他以极大热情和主要精力投在这项事业上。
　　1956年8月，四医大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正式成立。涂通今当时42岁，正值年富力强。赶趁大好年华，他加大了自己的工作量。全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已忙得不可开交，他还要腾出大量精力投入到神经外科的建设上：每周一次的大查房他必参加；每周一台疑难手术他必主刀；助手主刀的所有手术单，他必审查；每一位手术患者的体征情况，他必亲自复核；每一例手术报告他必过目；每一个疑难问题让大伙讨论后由他拿定主意……
　　潜心加苦心在创新精神主宰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所做的我国第一例“小脑桥脑角胆脂瘤手术”首战成功，继而又采取小脑幕上入路切除晚期听神经瘤获得成功，所采用的具体方法亦属国内首创。
　　由于涂通今领导的医务人员大胆创新，使颅脑外科的接诊检查和手术准备时间从开始的2小时逐步缩短为40分钟。至“文革”前夕，重型颅脑外伤死亡率已由50％下降到18.8％，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四医大神经外科不仅是医治有关疾病的场所，还是培训神经外科医生的摇篮。创始之初，涂通今就在“边建科边办班”的口号中开办了第一期专科进修班。此后，又以培训或进修的形式，在10多年内接连不断地为全军以及地方医疗单位培养了百余名神经外科骨干和领导。他所翻译出版的苏联《神经外科手术学》，成了我国神经外科学习和借鉴的重要读本；他撰写的上百万字的《医学论文集》，成了医学界的不朽篇章。他还担纲主编，出版了《急症神经外科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军事医学卷》，并和段国升、曾广义编审出版了《实用神经外科学》。
　　曾经担任过肖华上将秘书的军中才子兼书法家李圭将军，为涂通今博士的辉煌业绩所感动，特地书赠《鹧鸪天》一首：“一部文集聚精华，毕生心血育奇葩。红军战士成博士，贫困农家出专家。通今古，创新法，神经外科映朝霞。卫生战线树旗帜，桃李满园遍地花。”
　　为表彰涂通今将军的卓越贡献，中华神经外科学会、湖南医科大学湘雅医院、张家界市人民医院及奥地利比威大药厂组织了全国50余位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于1994年10月在张家界为涂通今举办了80寿辰庆贺会。主持会议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神经外科学会主席、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王忠诚教授，称赞涂通今是中华神经外科的“开拓者”和“一代宗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神经外科学会还特地设立了“涂通今基金”，目前已有10篇优秀青年学术论文获首届“涂通今基金”奖。
　　风格之奇：漫漫征途中，他既是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又具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
涂通今的苦干实干精神，一直在老红军中传为美谈。战火纷飞中，他冒死救伤员，并在马灯下为伤员取弹片、洗伤口，被誉为“我们的好军医”。
　　在医科大学特训班学习期间，他一边刻苦学习，一边积极参加毛泽东发起的大生产运动。他一天开荒1亩地，被评为医科大学大生产的“劳动模范”。
　　东北解放战争中，他这个松江军区卫生部部长，冒着严寒带领军民开展防治工作，并在战场救治中立下了丰功伟绩。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军区卫生部部长贺诚特地派涂通今去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在汇报中，涂通今只字未提自己，整体的工作却谈得有条有理。当他讲到我东北部队的卫生勤务已发展到能保障几十万大军的作战需要时，周恩来点头赞许。
　　涂通今的风格，除了老黄牛精神，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凡事爱动脑筋，具有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军婚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延安出现“二五八团”（25岁、8年党龄或军龄、团级干部）的军婚政策之后，时任八路军第四后方医院医务科长的涂通今立刻意识到：我们的革命后代即将大量出世，医院应该培养一批助产师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他的建议立刻得到八路军卫生部长姬鹏飞、政委刘振球及副部长饶正锡和孙仪之的肯定和支持，并派他去延安地方医院学习。于是，涂通今成了八路军第四医院的第一个接生员。接着，他带出了一大批助产师，从容地解决了产科人员奇缺的问题。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百万市民被压在废墟中，20多万尸首正在炎夏高温中发腐发臭，70多万伤者在死亡线上等待救援。大难临头，人民解放军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唐山。时任总后卫生部副部长的涂通今，和其他几位领导则在总后大院的一顶大帐篷里昼夜值班，及时听取总后直属机关以及各大军区医疗队的汇报，迅速解决救援药品、器材运输和调度，研究伤员抢救、疏散和灾区卫生防疫等重大问题。
　　这次地震中出现了数万名截瘫伤者。对于这类伤员，过去大都采取保守治疗，等待其自然恢复、死亡或终身残疾。涂通今是神经外科专家，他决心改变以往的做法。因此，大震的第二天，他就赶到北京军区总医院，了解第一批收容伤员的情况，并和这里的专家们研究了挤压伤员的治疗问题。随后，召集了总后所属的18支医疗队负责人会议。会上，他向医务界发出了号召：以勇敢创新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对截瘫伤者由被动治疗变为积极治疗，争取最大限度地取得理想效果。
　　随着截瘫伤员日益增多，北京地区的医院难以容纳，许多伤员必须转到全国各地长期治疗。采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和如何运输，才符合积极治疗和减少伤痛的要求？涂通今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主张用硬板担架或门板运输，并要求中途不换器具、上下火车一律从车窗出入等办法，以免在转运途中再度损伤脊髓，尽可能地保留伤员那点生理功能。
　　为将这些具体细节落到实处，涂通今还亲自到车站检查督促。炎炎烈日下，转运伤员的官兵们感动地说：“请涂副部长放心，我们一定按照您的要求，把伤员安全地送达指定地点！”
　　俗话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而唐山地震后却无大疫，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涂通今的建言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天气炎热，废墟中的尸体迅速发臭，引起救灾官兵恶心、难受。如何解决“尸臭”问题，涂通今同军事医学科学院有关专家一起研究后，将一批带炭末过滤器的“防毒”口罩送到了灾区，试用结果，有效防臭只有30分钟。他们又经一番研究，生产出了可以置换炭末的防臭口罩，有效地解决了防臭问题。
　　灾区臭气弥漫之后，蚊蝇密度突然增加，眼看就有传染病暴发流行之势。涂通今对总后勤部副部长贺诚说：“仅靠喷雾器消毒，来不及啦！我们医科院搞出的马拉60，安上超微容量喷雾器，用飞机喷洒，可以大面积杀虫消毒，现在在山东试用，效果很好，对人体没有危害。”贺诚部长说：“好办法，看看去！”两人连忙来到军事医学科学院，找到时任院长桂绍忠，3人意见一拍即合。
　　此后，涂通今、桂绍忠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向设在这里的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献其良策。党中央当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并下令立即从山东调回那架飞机和所用农药赴唐山救灾，由医科院负责技术指导。
　　3天后，唐山上空出现了飞机喷药，地面的蚊蝇密度迅速下降。加上其他的防疫措施，大震后的唐山地区不仅没有大疫流行，还使传染病的发病率比往年有所降低。
　　婚缘之奇：战火中奏出的一支“红色浪漫曲”
事业有成的男人，身后必然立着一位杰出的女人。涂通今身后的女人就是她的老伴王黎。
　　他们相识在中国医科大学校园里。1939年，涂通今为医大“特训班”学员，王黎为该校调剂九期学员。两个班同属一个大队党支部。涂通今是党支部组织委员，王黎是调剂九期的党小组长，两人经常在一块开会，接触机会比较多。王黎长得漂亮，心直口快，思想进步，学习又好，很快引起了涂通今的爱慕。他不好意思直言，一有机会就找她来“汇报”。党小组里的情况谈完了，他就让她汇报家庭情况以及投奔延安的过程。
　　王黎1920年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一个贫民家庭。1938年夏，她就读的南阳女中遭日军飞机轰炸，引起了她对日本鬼子的憎恨。此后，她在父亲护送下徒步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着，上延安，成了抗大五大队学员。再后来进入八路军卫生学校学习。
　　王黎的频繁汇报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同屋的几个女同学对王黎说：“哪来那么多‘汇报’呀？快给大家汇报汇报，什么时候喝喜酒？”
　　果然，他俩“汇报”到一起了。1941年春，王黎由调剂九期毕业，被分配到延安刘万家沟留守兵团野战医院药房任司药。同年5月1日，他们在医院药房的窑洞里结了婚。
　　1942年春，涂通今医大毕业，被分配到延安国际和平医院任外科主治医生。这时，王黎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涂柳果。
　　抗战胜利之后，涂通今赴东北任第四野战军松江军区卫生部部长。暂留延安的王黎为早日赶往东北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也为了追寻自己的夫君，每天步行30里，去中央组织部打听有无去东北的机会。一个月后，延安炮兵学校官兵要去东北，王黎要求跟随前行，得到允准。
　　从延安到松江，一路行程6个月，跋山涉水不说，还要躲避敌人的侵扰。这里头的艰难困苦，非简要文字所能表达。
　　当她在松江见到涂通今时，早已精疲力竭，但所幸儿子柳果未受任何损伤。儿子亲昵地叫着爸爸，并代妈妈献上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一本画满人体各部位解剖图的笔记本。王黎说：“延安的几只鸡，还有你那件呢大衣，我都送人了，唯独这本子带来了。一路重重磨难，行李和包袱全丢了，唯独这本子没丢。”涂通今看到这个笔记本，眼睛为之一亮。他激动地说：“这是我延安8年的心血呀！知我者，夫人也！”
会面三天后，涂通今便上了前线。他既当领导，又当外科医生，总是不停地为伤员动手术。而王黎则被安排在松江军区卫生部药材科当科长。从辽沈战役到渡江南下，涂通今、王黎夫妇在异地奋战中立下了战功。
　　悠悠岁月，不管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涂通今潜心于事业和学业，抚养和照料4个孩子的任务几乎落在王黎一个人肩上。尤其是涂通今留苏4年间，王黎身为江西省卫生厅干部科科长，既要干好本职工作，又要独自挑起家庭生活重担，实为不易。为了不让丈夫分心，家里发生的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她都不在信中提及。由于她的支持，涂通今顺利地攻下了博士学位。当他回到国内，看到孩子们都长高了一大节，便兴致勃勃地对孩子们说：“得好好谢谢你们的妈呀！”
　　日星月移，光阴荏苒，涂通今、王黎夫妇早已在历史的风雨中步入了人间少有的钻石婚之年。60多年来，他俩相濡以沫，互敬互谅，生活美满和谐，故而长寿健康。